汉代墓门画像石设计理念探析
发布时间: 2010-01-08
汉代墓门画像石设计理念探析
杨晓霞
 
[ 要] 本文通过对西汉、新莽和东汉三个时期的不同地区墓门图像资料的纵向比较,进一步来探析其设计理念。着重从表现题材及图像配置上来分析其异同点,从而论证了三个时期的汉画像墓门图像的表现题材基本相同,而在图像配置上明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关键词] 汉墓 墓门 画像石 设计理念   题材 配置
 
画像石始于西汉中期,兴盛于东汉,而到了六朝时期,除了个别地方以外,汉画像石几乎绝迹。就考古发现的几座西汉墓葬而言,其前期诸侯王陵中的石墓门上,绝大部分是光素无纹饰的。东汉时期各地发现的画像石墓中的石墓门上有了比较完整的图像。早期和晚期的墓门画像石无论在图像的配置上,还是在艺术造诣上都有天壤之别。但是,如果从它们的主要画像题材看没有太大变化。
 
一、西汉时期的墓门画像(滥觞期)
西汉前期主要以小型木椁墓为主,由于木质材料随着时间的流逝容易腐朽,这个时期墓门图像不易保存下来。到了西汉晚期,开始出现大型画像石墓。例如1980年发掘的河南省唐河县石灰窑村墓画像石[1],画像集中配置在墓门石上,共计有5幅,其中东室的左右门扉石、门额石正面各刻一幅画像,东门柱刻两幅画像。门额石画像为菱形穿壁纹和垂幛纹(图一),东门柱正面刻三角纹,侧面刻一执戟门吏(图二)。两块门扉石的图像内容相同,都是下部配置铺首衔环图,上部配置双阙厅堂图(图三)。从全部画像内容来看,双阙厅堂图无疑是最主要的画像,高耸的两层屋顶双阙之间,是一座庑殿厅堂,厅堂内一冠服人物正襟危坐,旁有站立的侍者,双阙外侧各有一株桃形树冠的树木。
同样,在1976年发掘的河南省南阳市赵寨砖瓦厂画像石墓[2]中也可以看到,画像完全集中配置在墓门石的正面,墓门共有四个门道,由五块门柱石和八扇门扉石组成。门扉石均高170厘米,中间两个门道的四块门扉石宽45厘米,外侧两个门道的门扉石宽52厘米。五块门柱石刻相同的图像,都是下部刻菱形图案,上不刻一座三层屋顶的门阙(图四)。五块门扉石也刻相同的图像,即下部刻穿壁纹,上部刻双阙厅堂图,庑殿顶的厅堂正面有一个很大的铺首衔环,屋脊两侧为仅露出屋顶的双阙,双阙上方停立着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厅堂两侧各有一株桃形树冠的树木(图五)。
信立祥[3]指出,作为汉画像石最重要的题材内容,双阙厅堂或双阙楼阁图像表现的是墓地中的祠堂,树木是墓地的象征,穿壁纹与玉璧图像一样,起着防止墓主尸体腐败、附着墓主灵魂的作用。
与唐河县石灰窑村墓和南阳赵寨砖瓦厂墓相比,时代略晚的河南省南阳市杨官寺汉墓的石刻画像(图六)[4],不仅有前两墓都有的双阙楼阁树木图或双阙厅堂树木图,还有意在驱逐恶鬼、保护墓主尸体的傩神图和神虎图,特别是新出现的大量历史故事画像非常引人注意,说明当时的墓室画像内容已经开始受到祠堂画像的影响。作为西汉晚期的南阳赵寨砖瓦厂墓,只在门扉、门柱和门额石上雕刻画像,并且往往在一个石面上不加分界、不问主从地配置多幅内容不同的画像。这种状况说明,直到西汉末期,南阳和湖北北部地区的墓室画像石在画像配置上仍然处于无规律的状态。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墓室画像内容不断增加这一发展倾向本身,就强烈地要求实现画像更加规律化的配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出西汉画像石墓门的三个共同特点:首先,在画像内容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具有驱逐恶鬼、保护墓主尸体作用的玉璧、四神、虎和神荼、郁垒等图像;一类是与祭祀墓主活动有关的双阙厅堂、狩猎、乐舞、六博以及墓主车马出行等图像;另一类是描绘西王母昆仑山仙界的图像。其次,画像的雕刻技法一般是阴线刻。再者,画像的配置还没有形成汉画像石墓本身特有的规律。
 
二、新莽时期和东汉时期的墓门画像(成熟期)
汉画像石墓从新莽时期和东汉初期开始,迎来了自己发展的成熟期。东汉中期到东汉末,是汉画像石墓的鼎盛期,不同区域汉画像石墓墓门画像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一种异彩纷呈、争奇斗艳的繁荣局面。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墓门画像、陕北绥德汉画像石墓墓门画像、安徽萧县汉画像石墓墓门画像以及汉王画像石墓墓门画像等等。
山东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图七)[5]门额画像的内容与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中室西壁横梁所刻的车马出行图大体相同,但情节更为复杂,场面更为壮观。画面中央是一座很大的拱形木桥,桥下有两根桥柱,桥两侧各立一根华表,墓主人乘坐的四维绍车正从桥右侧上桥,桥下前后各有两名骑吏,众多汉军步卒正从桥上向左方的胡人阵地冲去。桥的左侧是连绵的山峦,手持弓箭的胡人骑兵和步卒从山峦中源源而出,冲在最前面的胡人步卒与汉军步卒在桥边展开激烈搏杀,一个胡人步卒已被砍下头颅。桥下的河水中,三名船夫操浆驾着一只木船向左岸驶去,船上坐着两名妇女。木船周围,五名渔夫正在捕鱼。信立祥[6]认为:这幅画像表面上描绘的是胡汉战争场面,而实际上却是墓主车马出行图的另一种表现方式。门额下的三块门柱石上,均配置仙人、神怪和神兽图像。中门柱上部为傩神图,中部刻一双手高举一只虎的有翼仙人,下部配置一个头上长着长鬃毛,张着巨口,只有两肢而没有身躯和耳目的怪兽。西门柱的上部刻一头生鬃毛、圆腹有尾的怪兽,下部刻西王母昆仑山仙界图,头戴玉胜、肩生双翼的西王母端坐在昆仑山的中峰之上,左右侧峰上各有一只玉兔面向西王母用杵臼捣制着不死之药,一只神虎穿行在三峰下部,另一只神虎的四足分别踏在西王母的玉胜、肩翼和玉兔的头上,似在护卫西王母。东门柱上部配置双手搂抱伏羲和女娲的高媒神图像,下部配置东王公仙界图,头戴玉胜、肩生双翼的东王公端坐在仙山的中峰之上,左右侧峰上为捣制不死之药的玉兔,一条青龙穿行在仙山的三峰下部。在墓门的门柱上配置仙人图像无疑表现了墓主人对升仙的强烈愿望,傩神图像、高媒神图像和神兽图像则起着守护墓室、辟除不详、保证墓主人安宁的作用。
陕北绥德画像石墓[7]墓门画像通常刻绘在左右门扉、横额、左右竖石上。在艺术表达方法上,主题突出是绥德汉画像石的一大特点。通常以门扉、横额图像来表现主题,左右竖石上刻绘的图像起到服务于主题、强化主题的作用。门扉一般上刻姿态生动的朱雀,下刻青龙、白虎、独角兽,中间刻绘铺首衔环,以表示吉祥如意、镇邪除恶,有的横额表现一个主题,有的分别表现几种,如出行、迎宾、狩猎,显示墓主人生前的显赫尊贵和荣华富贵。竖石的画面内容丰富,有西王母和东王公、侍从、嘉禾祥云、灵兽仙禽等,表达升天成仙的愿望。许多看似互不相关的图像,实际都有服务主题、强化主题的内在联系。横额、竖石边栏画像有卷云纹饰或连壁纹饰,使得整个画面统一、完整。
在内容取舍上,刻绘工匠能根据不同题材,选取其最有代表性的情节反映主题。白家山出土的一件横额是一幅战争图(图八),几十位雄赳赳气昂昂的骑士凯旋归来,占居画面的五分之四,着意表现参战队伍的强悍以及胜利之师的欢悦。
绥德汉画像石墓门中一般采用对称平衡和对比手法。如门扉上,一般都在铺首衔环上刻一朱雀和一虎或一龙,形成上下对称。有的横额石左边刻西王母,右边刻有东王公,中间则有歌舞杂技,加大了空间感、距离感,而且画面不失平衡。
2007年4月,安徽萧县发现了一座东汉时期后期至晋朝时期的砖石混合汉画像石墓[8]。该墓座落在村民院落中,已遭受不同程度破坏,周围堆积一些汉代墓砖,暴露出墓门及两侧立柱石,门楣石不知去向。墓门上刻有图案,图案分两格,上格为十字穿环图案,下格为铺首衔环,两侧立柱石皆为素面。铺首衔环是汉画像石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题材,它常被雕刻在墓门上,有驱邪避鬼的作用,确保墓主人在阴间平安无事。十字穿环中圆环象征着玉璧,“以璧礼天”是中国古代祭祀的传统,十字穿环还寓意天圆地方,阴阳调和。而把十字穿环刻在墓室里则表示通往天国的门户,有引导升天的意图。
该墓葬内有大量完整的雕刻技法细腻的汉画像石,分布于墓门和各室四壁、室顶。画面中,可分为奇禽异兽、神话传说、社会生活等类型,场面壮观,神态各异,生动逼真。墓室门楣上有一块自然石刻,上面刻有“庞坚军”字样,初步推断是工匠的名字。
再如汉王墓门画像石图像,墓门上额最明显的是那只石羊图像,墓门中间刻有铺首衔环等图样:综上所述,新莽时期和东汉时期画像石墓墓门画像题材基本沿袭了西汉时期的题材内容,却形成了特有的配置方式,一种为最常见的配置:门额刻仙禽神兽图,个别墓如河南唐河电厂画像石墓的墓门门额刻墓主车马出行图(图九),门柱刻门吏图,神荼和郁垒图以及伏羲、女娲图像,门扉上配置铺首衔环和白虎、朱雀图像。另一种配置方式则复杂得多,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墓门的画像配置是这种配置方式的典型。
 
 
    本文分别从西汉、新莽、东汉时期三个不同时期来研究探析画像石墓墓门的设计理念。三个时期墓门的画像内容基本相同,一类是具有驱逐恶鬼、保护墓主尸体作用的玉璧、四神、虎和神荼、郁垒等图像;一类是与祭祀墓主活动有关的双阙厅堂、狩猎、乐舞、六博以及墓主车马出行等图像;另一类是描绘西王母昆仑山仙界的图像。但是在画像配置上明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汉时期画像配置还没有形成规律,到了东汉时期就有了许多复杂的配置方式。一般是墓门的门额刻仙禽神兽图,个别墓如河南唐河电厂画像石墓的墓门门额刻墓主车马出行图,门柱刻门吏图,神荼和郁垒图以及伏羲、女娲图像,门扉上配置铺首衔环和白虎、朱雀图像。但是像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墓门的画像配置就更为复杂得多。
   
 
 
 
 
 [参考文献]
[1] 赵成甫、张蓬酉、平春照:《河南唐河县石灰窑村画像石墓》,《文物》1982年5期。
[2] 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县赵寨砖瓦厂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2年1期。
[3] 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223页。
[4]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南阳杨官寺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1期。
[5] 曾昭燏、蒋宝庚、黎忠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
[6] 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258页。
[7] 李贵龙 王建勤:《绥德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8] http://www.huaxia.com/wh/kgfx/2007/00602484.html
[9] http://bbs.artron.net/viewthread.php?tid=1323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