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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立光

 

内容提要：汉画像中充满深刻而系统的次生态的儒家思想，它是应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的需求而发展形成的，它表现出汉代儒家思想的独断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因素。通过对汉画像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地探讨，研究汉画像所反映的儒家思想的特点和对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思想   汉画像 

 

 

 

　　儒家思想对中国思想起指导性作用，它经历几千年不衰，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家思想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他们分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原生态儒学、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次生态儒学、以程朱为代表的再生态儒学和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儒学。汉代儒家思想是次生态的，具有两重性，它丧失了早期思想中“人学”的思想特色，成为倾向于精神压迫的独断主义的统治哲学，汉代儒家思想并不局限于政治范围内的儒家思想和多种儒学经典的笺注中，其中还包含不少的理性成分。现代汉画像的研究表明汉画像深深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通过对汉画像与儒家思想的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汉画像的演变规律，对我们了解汉代的政治文化风俗有很大的帮助。

　　儒生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他们和汉画像这门艺术有一定的关联。“儒”起于商周时代的礼官，是三代巫师的世俗化，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春秋时代，由于政权下移，也出现了‘文化下移’的趋势。西周时，‘学在官府’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孔子很相信‘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远方小国）’的话”。[①] 这些流落四夷的官府的学官，有的充当贵族的幕僚，有的流落到了民间， 他们仍用自己所掌握的文化知识帮助人们举办一些礼仪活动，以养家糊口。周公在西周王朝长期执政，使得鲁国成为能为天子礼乐，祭祀天地祖先的唯一诸侯国。因此，儒家学派在鲁国产生，是其特有的文化环境的产物，即有些学者所谓的文化圈的产物，“正因为如此，孔子才把西周以来为贵族办理冠、婚、丧、祭等礼仪的儒术，改造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和文化教育的儒学，从而创立了儒家学派”。[②] 孔子是这个文化圈的创建者，他删《五经》，著《春秋》，形成一套儒礼制度，深深地影响了以后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根源实际上起源于《六经》，“《六经》之道同归”，“同归于哪里呢？即同归于礼”[③]。孟德斯鸠就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④] 两汉楚国和儒家学派的中心在地理位置上接近，刘汉开国君臣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儒家思想和楚巫文化的影响，汉楚国首创的汉画像石墓与此有一定的联系。

　　汉画像的美学思想明显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易经》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其中的贲卦就阐释了文与质的问题。“贲者饰也，用线条勾勒出突出的形象。”“象曰：‘山下有火’。夜间山上的草木在燃烧照耀下，线条突出，是一种美的形象。”[⑤] 汉画像就是使用线条来表现形象的一种艺术形式，“与构图方式统一的汉代画像石的形象造型，首先具有线描表达的显著特点。”[⑥] 以线条为表现技法的中国画至迟在战国时的楚国就已经确立，汉代的绘画继承和发展了线条表现力的特长。在汉画像中，以刀代笔，肆意挥洒，线条成了最主要的手段，在阴线刻的画像石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在山东肥城北寨村汉画像石墓中，刻在石材平面上的建筑人物、车马出行等画像，造型准确生动，线条纤巧流畅奔放。安徽亳县十九里乡的汉画像石墓中出土的人物、瑞兽，把形体幻化成飞动的线条，着重于线条的流动。有的线条是现实物象中所不存在的，而是与汉画像的构思、意境的要求的节奏相联系，是带有韵律的中国画的线条。

　　《易经》的离卦的审美思想与中国汉画像的联系也是十分密切的。“离者丽也，古人认为附丽在一个器物上的东西是美的……所以，器物的雕饰能够引起美感。”[⑦] 徐州韩山画像石墓出土的铜镜上，有附丽的许多动物纹饰，就是这种美的思想的具体体现。汉代铜镜上的这种例子随处可见，但较之周代的青铜器的纹饰就大为逊色了。这不是对《易》的背离，而是“上九，白贲，无咎”的体现。白贲，即绚烂而又复归于平淡，“就是认为要质地的本身放光才是真正的美。所谓‘刚健、笃实、辉光’，就是这个意思。”[⑧] 汉画像施色的作品不在少数，大抵强调的是轮廓与形象的修饰作用，没有违背刚健、笃实、雄浑、质朴的审美原则。汉画像的边框上有许多的菱纹纹饰，是原始生殖崇拜——鱼图腾的产物，希望后代昌盛，永祀香火。从审美的角度也可以认为是网纹的变形，是美的象征。《易系辞下传》曰：“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离卦的思想与生产工具的网有关，网能使万物附丽在网上，发挥了以通透如网孔为美的思想。汉画像中的荷毕者手中的毕的形象（《山东汉画像石选集》图45），微山两城出土的捕鱼图中捕鱼者手中所持的网，都是网状物，与古代的网纹饰有同源的美学思想。

　　儒家思想“以‘仁’为本，属于美的范畴，但它不是唯美是取，还要考虑善的，而且说《武》这种音乐，美是够美的了，但未能尽善。”[⑨]“子谓《韶》尽美矣，未尽善也。”[⑩] 汉画像中也提出美与善的关系问题，武梁祠中有《无盐丑女钟离春》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刻画了一个“臼头深目，长指大节，仰鼻结喉，肥项少发，折腰出胸，皮肤若漆，行年四十”[11] 的丑女形象。无盐在外形上是不美的，抑或可以说是很丑陋，但她使齐王“立太子，进慈母，拜无盐为后”。是因为钟离春具备“使齐国大安”的才智，成为善的化身，也不觉其丑陋而称之美矣。孔子提出了美与善的关系的问题，给后人划出了两个重要的审美范畴，直到今天这两个范畴还发挥着它的批评和规范的作用。

　　在虚实关系上，汉画像追求的不是形似，而是追求“谨毛失貌，形神兼备”的技巧，主要抓住对象的比例动态，从整体上、运动上把握对象，不单纯的拘泥于形似，而要抓住神似。形似是表象因素，神似是形象因素，这些和线条表现也是相对应的。线条是实的，线条之间的空白是虚的，万物在虚空中流动、变化而构成神韵，达到孟子的“充实之谓美”，进而“文质彬彬，尽善尽美”。汉画像中的珍禽异兽，种类繁多，人们无法知道他们的具体形态及含义，我们对于这些图象只能从儒家思想的虚实中来理解：“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圣而不可知之就是虚，就是神，是不可解说的，不能摹仿的，是宇宙中虚与实的结合，是《易经》中的阴与阳的和合。从而可知这些汉画像是神的，美的。

　　据《考工记》记载，古代工匠喜欢把生气勃勃的动物形象用到艺术创作上去。汉画像中的舞蹈、杂技等刻画艺术十分发达，其绘画、雕刻也无不呈现一种飞舞的状态。长袖舞的婀娜，车马出行的威武，龙车、虎车的迅疾，羽人的灵秀，翼虎的雄壮矫健，处处充溢着飞动的美感。汉画像中有大量的古代建筑的画像存在，每座建筑都艺术地处理着空间，反映着飞动的美学思想。例如：山东曲阜旧县村出土的《庭院图》，图中画有三进院落，各院中有人来往穿行，庑殿式建筑，两侧斗拱结构，门扉上刻铺首衔环图。中间 院子内有百戏图，一人倒立，位于图像的中间位置，使整个院落显得灵动起来。后主厅的飞檐，兼之后排的飞檐以及屋脊上展翅欲飞的禽鸟与灵动跳跃的猿猴，给人一种轻盈而又飞动的美感。窗子的开设使室内外互相交流，又用以借景、分景的手法，使之产生隔而不隔的美感来。这是中国建筑的特点，儒家经典《诗经·斯干》早就有“如屺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珲斯飞，君子攸跽” 的记载。

　　儒家思想源起的行政区域正是汉画像源起的行政区域，它们在源起时都是为了葬仪服务的，以线描为主要手法，讲究虚实结合，飞动灵巧，以“仁”为本，善美结合，追求尽善尽美的境界。表现了两汉刚健、笃实、质朴、雄浑的美学思想。

　　汉画像艺术内容十分丰富，手法多变，反映了儒家思想中独断主义的精神压迫的统治哲学思想。因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统治思想杜绝了儒家思想以外的理论，唯儒家独尊。所立的“六经博士”都是属于儒家，太学也以《六经》为主要的学习内容，儒家思想牢牢的把持了政权，压制了其他学派的发展。根据俞超伟、信立祥先生的概括，汉画像的内容可以分为八类[12]：生产活动类；墓主仕宦经历和身份类；墓主生活类；历史故事类；神话故事类；祥瑞类；天象类；图案花纹类。这些内容都包含在儒家思想的经学、纬学和神学中。（升仙题材在汉代是属于儒家思想。后来，西方佛教假托为老子的思想，而后产生了道教，把神仙鬼怪都归为道教的思想。）

　　儒家思想以“礼”治天下。 “礼”由人起，司马迁说：“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13] 礼是养人的，而且有等级，有差别。“君子既得生养，又好其辨也，所谓辨者，贵贱有等，长少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14] 尊卑贵贱，“上事天，下事地，尊祖先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礼对维系君臣父子的人伦关系，则显得十分重要，礼和则为乐，地和则为乐，帝王创业成功则作乐。乐在气化运生不息之中，以配天；礼礼尊卑定位，成养万物，以配地。乐是和而不同；礼是定尊卑而安于心。乐与政治、五常有关，反映君、臣、民之间的关系。乐是仁，爱人；礼是义，正己。三纲、五常、性三品皆于礼乐有关。

　　中国历来就有重葬的习俗。《诗经·大雅·荡》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没有这个“终”，孝子之德，生命的意义就没完成，人只有面对死亡，才能对生命有真正的体悟。葬礼是人生最重要的礼仪，儒家丧祭一体，“慎终而追远”，其中的丧服之制，就可以表现亲亲之精神。丧服分五等，俗称“五服”。根据《仪礼·丧服》的记载，其名称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居丧期也分为三年、一年、九月、五月、三月五等。服丧期间，还有许多规定要遵守，称“守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庶民要谢绝应酬事务，做官的则要解除职务，否则，以“大不孝”论处，有时还可以处以极刑；居丧期间，还被禁止婚娶、宴饮等喜庆之事；禁止参加科举考试。“守制”，是为了尽孝。五服反映血统的亲疏和等级的差别。董仲舒予血统亲疏以泛化，予世界以等级分别，天、地、人三才的分类，兼及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天人合一，就显得相当神秘。

　　“义”是礼的深化，是对秩序地遵守的强化的产物。汉画像中义的成分很多。如武梁祠中《鲁义姑姊》、《梁寡高行图》、《秋胡戏妻》、《京师节女》等。其中，画面中鲁义姑姊在右面，左手抱一小儿，右手牵一小儿，齐将的车在左面，驾着两马战车，车上有齐将及御者，车后露出节。车前一名导骑，导骑前面有一名军士，均面向鲁义姑姊追去，且刻有榜题。秋胡妻投水而死，节女也献出了生命，这些故事，都是以自残或死来明志的，这是一种感人至深的道德精神。“而中华人道德精神之发挥，则为儒家所独擅。我所谓中国人之道德精神，亦可谓是一种善我生之精神也。何以善我生？莫要在使心安。但换辞言之，亦可谓善我死即所以善我生。因为死之一刹那，同时以即是生之一刹那。若使我在此死之一刹那间心得安，岂非善我死仍是善我生乎？若使此一刹那间心得安，此一刹那后我心更无不安。是此一刹那之心安即是使我毕生心安也。故曰善我死即善我生，死生一以贯之，此即这中国人最深至之一种道德精神也。”[15]  钱穆先生的论述完整地表述了我国道德精神的义的涵义，秋胡妻投水自尽因为“彼两人即已一往情深，一旦欲其取消己心，其所感之苦痛及有甚于取消己生之所爱，故遂不惜一死以觅心安也。”[16] 

　　《荆轲刺秦王》表现的也是“义”字。武梁祠上有三幅荆轲刺秦王的图像，分别刻在三个墓室中，有四、五、八人之分，主体人物都是荆轲、秦王、秦舞阳和卫士。画面刻画的是事件的高潮的一刻，所有的矛盾都得到展示，充分地反映了当时气氛的紧张与空气窒息般的凝固。画面上的人物一望而知其身份，但我们并不能清晰地看到他们的面孔，也不是靠衣着分辨，而是根据他们的体态，即行为来分辨的。瘫软的勇士秦舞阳、雄霸天下的人主秦始皇和真正的勇士荆轲对比，形成了很大的反差。荆轲是事件的真正的主人公，他是忠信的化身，是义的精神的体现，是作者大书特书的主角。作者以形写神的方法，用剪影的效果，结合各种器物，如樊于期的头颅，督亢的地图，匕首以及秦始皇的正在飘落的断袖，这些图像生动地反映了这一事件的整体过程。从丹的搜罗勇士、积极筹划、巧妙安排布置直至实施，都反映在图像中。结果是悲剧性的，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心理准备早已具备，所有的情节都定格在这里，历史凝固在这里。后人每每看到这幅图景，就会想到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这些正反映秦始皇统一中国过程中的斗争的惨烈，这也迎合了代秦的统治者的心理。整个画面以减浮雕加阴线刻，人物形态生动逼真，切合人物心理，达到了以形写神的要求。构图疏密相间，气氛热烈紧张，人物杂沓　而布局井然有序，阴线刻的使用使得组合人物的形体得以显露，同时，用线流畅自然，充分表现了荆轲与卫士的力的对抗，具有中国十八描的特有的线描风格。匕首的红缨在空中横飞，充分的表现了动感；四围的边框使得图形的画面感十分强烈，于方寸之间领略千古奇高的激烈的瞬间，人物与作者俱永恒在汉画像的墓壁中，永远闪烁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儒家美德。同题材的汉画像还有《聂政刺侠累图》，《豫让刺赵襄子图》，《要离刺庆忌图》，《专诸刺吴王僚》，《曹沫刺桓公》，都是为报知遇之恩而舍生取义的。但其中有些残忍以及反人性的东西夹杂在其中，崇其义但感觉不那么愉悦。

　　独尊儒术是为了独尊皇权，反映在意识形态中就是与阴阳五行结合的以天人感应为封建皇权装饰圣光，给儒学披上神学的外衣。汉画像中的西王母的图像就是现实社会中的皇权的反映。西王母是古代传说中的人物，《淮南子·览冥训》中有：“ 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嫦娥窃以奔月” 的记载，于是民间把她当作长生不老的象征。汉代社会普遍信仰西王母，民间祭祀活动十分活跃， 江苏沛县栖山画像石墓出土神庙图，就是祭祀西王母的。图像左边刻一座楼阁，是两层神庙，斗拱结构，一楼设有楼梯，庑殿顶式，楼下刻一神鸟，正在啄食。“仙人好楼居”，楼上正中刻的当是西王母，头戴胜，扶几而坐，楼两侧有长青树，楼外有两神人捣药，上方有三足神鸟、九尾狐，皆为西王母取食，其下刻人首蛇身，马首人身，鸡首人身及一佩剑人物，随后是射鸟图，右面刻建鼓舞、习武、斗鸡、兰崎图。西王母在汉代神话传说中主刑杀，是一大神，能制不死之药，当然能使人长生。 汉建平四年，关东人民传递“西王母符”，“歌舞祀西王母，从春到秋方止”。民间以西王母为唯一的大神，现实社会中就以皇帝为最高的神灵。三皇五帝的崇拜就是有所指向的。三皇五帝近于天神，是“三才说”中的“人”。人是指圣人，后来特指君王，是“天人和一”的人，是天神在人世的代表，即天子。天子离天最近，能祭天、封禅，其它人皆不可，天子能饰以龙凤，以飞升到“天父”的居住地。天子能垂听天地的话语，能视通上帝的映象。四川出土的巨大的青铜面具，阐述的就是这种理念。

　　儒家统治思想中还存在着与谶纬相结合的迷信思想的成分。谶即图谶，是巫师方士制作的一种宗教隐语，作为向人们昭示吉凶祸福的征兆。纬是儒生用宗教迷信的观点对儒家经典所作的解释。谶纬的内容包括部分自然科学和故事传说，大部分是怪诞荒唐的迷信和天人感应的胡说。王莽利用谶纬迷信窃取了刘姓江山，后来，王莽也吃了谶纬迷信的亏，身败名裂。刘秀建立东汉以后，对谶纬迷信更加崇拜，用人施政都以谶纬为依据，谶纬神学更加盛行了。人们被欺骗、被愚弄，生活在对天地、鬼神、皇权的惴惴不安之中。

　　汉画像渗透着儒家思想 ，包含着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因素。王充实属道家，但他的思想具有浓厚的儒家文化色彩，他提倡“和而不同” 的精神。王充在《论衡·自然》中说：“天地合气，万物自生”，“阳气自出，物自生长。阴气自出，物自收藏。”他融汇百家之学，反对文化专制。武梁祠的画像基本和《史记》的记载相符合，反映了司马氏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人文精神。司马迁还把人文精神与唯物主义的道、气与阴阳五行说沟通起来，反对天人感应的正宗神学。山东微山两城镇出土的针灸图，画面中刻两人，各坐一虎形鼓座击建鼓，画面左右各分两层，右上层刻人首鸟身神医为披发病人和小孩针灸图。长沙马王堆汉墓有医药书籍、体操图谱和养颜处方出土。理性主义促进了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内经》等医药书籍，对以后的医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汉画像中有大量的天文星象类的题材，反映了儒家思想中理性主义的色彩。在汉代，天文学很发达，对宇宙天地的认识有几种说法，主要的有盖天说、浑天说、平天说、宣夜说。对日月、星辰都有反映，日月合璧和四象图都对现代天文学有重大的影响，特别是河南南阳麒麟岗汉画像石墓，画面为一墓顶画像石，有九块条石组成，左一刻相连六星，左二刻月神常羲图；右一刻北斗七星，右二刻日神羲和；中刻土星黄帝，其右刻木星苍龙，其左刻金星百虎；其上刻火星朱鸟，其下刻水星宣武。其间绕以云气。这种画像是祥瑞的象征，但也是对自然星象的解释。

　　汉画像的审美思想取自于儒家思想，反映了两汉刚健、笃实、质朴、雄浑的美学思想，表现了汉代昂扬的时代精神。汉代统治者为了社会的安定和平和秩序的井然有序，采用儒家“以分治国”的思想，给人定位，使人安分。这种精神压迫式的独断主义符合统治者的要求，人民也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安天乐命，人民也受谶纬迷信的蛊惑而战战兢兢。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因素在汉画像也有反映，画面构图追求和而不同，融会不同学派的思想，把人文精神与唯物主义结合。同时，崇尚医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炼丹术也成为化学的前身。但是，儒家的理性主义思想只是灵光一现，汉代文化专制的政策给自然科学以致命的打击，天人感应的目的论严重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阴阳五行和谶纬迷信使人们陷入了神秘主义的泥潭。人们从汉画像中学会了坚忍、旷达和乐观的儒家精神，表现了生命意识的勃起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在黑暗潮湿的墓穴中，斑驳陆离的汉画像向我们诉说着无言的沧桑；在庄严肃穆的祠堂中，人物、建筑等刻绘让我们细心聆听先祖的叮咛。静穆中，我们感受到生者的重负，死者的辉光；天地博大，世事沧桑，我们在静穆中涤荡灵魂，在静穆中享受荣光。你看伏羲女娲的图像，捧日抱月，是汉代蓬勃雄浑的精神，规矩施张，是儒家思想的印证。汉代人的历史在我们的头脑中演绎，汉代人的血脉在我们的身体里流淌。汉画像这朵英雄的沃土中生长出来的奇葩，完美的融合了古典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理想，是对生命的礼赞，是对未来的向往，是无往不胜的英雄气概和蓬勃的时代精神折射下的儒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