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纪涛
[摘 要] 汉画的生产创作状态和完成形态均是充满蓬勃强劲生命意识的完整的文化系统，汉画像所呈现的心灵幻象世界和真实存在世界建构成一个双元宇宙体系。外在特征是凸显生命意识，内在调节是解脱生命意志。前者着重积极进取，后者突出消隐调节，后者从三个路径对前者进行反拨，合成一种刚健与消解互依互用互发的态势，保证生命是生气灌注、自我调节的和谐体。
[关键词] 汉代画像 生命意志 解脱方式
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漆画、绢帛画等组成的汉代画像资料不仅是汉代遗留下来的无与伦比的艺术瑰宝，而且也是反映汉代社会生活的图像版百科全书。在文字描述难尽其态的时候，图像的直观、生动、真切让我们今人叹为观止，在舞蹈、音乐、杂技、武术这些方面，所折射出的历史风情和文化信息之丰厚，是史书无法比拟的，史家翦伯赞更是将之称为“绣像汉代史”[1]。
汉画的生产创作状态和完成形态均是充满蓬勃强劲生命意识的完整的文化系统，汉画像所呈现的心灵幻象世界和真实存在世界建构成一个“双元宇宙体系”[2]。两者都是无限的，前者就深邃而言，后者从广度而论。汉画所示现的各种事象形成了以人为核心，上界天、下界地、中间人的完整丰富而又层次多样的心灵世界，不仅是由信仰系统、阐释系统、礼俗系统等诸种子系统构成的综合系统，而且还是一种具有解释功能、信仰功能、操作功能的文化系统，支撑、维系和调节着汉代人民的精神韧度与思想空间。汉代画像以丧葬祭祀艺术的形式寄托、释放或调节了当时人们因自然环境的困苦、社会环境的艰辛和人类与生俱来的极度欲望追求等内外部因素交织所造成的苦痛。
在此，有必要对生命意志作以界说。众所周知，生命意识指对生命珍爱并促进其和谐发展，简言之即贵生思想；生命意志指人类或者个体超出实际及不合理的欲望与追求，换言之即心理欲求。二者联系也相当明显，相反相成，凸显生命意识是外在特征和格调，解脱生命意志是内在功能与手段；前者着重积极进取，后者突出消隐调节。笔者认为，后者对前者反拨，融成刚健与消解互依互用互发的态势，从而保证生命是一种生气灌注、自我调节的和谐体，其进行反拨、消解和调适主要有三个路径即：艺术氛围的疏泄、哲学玄思的诱引和宗教情绪的酝酿。
一、艺术氛围的疏泄
汉画像在高扬生命意识、建构生命美学的图像志的时候，其又蕴涵着缓冲生命张力、调适生命意志的功能。荣格认为“艺术代表着民族和时代生活中的自我调节活动，它在对抗异化，维护人性完整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作用。”[3]
汉画中大量的题材是关乎衣食住行的场面，形成了一种日常生活的情景场。不论是生产劳动还是宴饮交游在选材上都透射出相当高的审美眼光。更重要的是，汉画所刻绘的观赏音乐、舞蹈等艺术的那些宾客主人们构成的观众，形成一种艺术氛围，具有“净化”作用，能够充分缓解生命的刚健性，增加生命的柔韧度。如河南密县打虎亭二号墓出土的东汉时期宴饮歌舞图，宾主各就其位，围着几案席地而坐，痛饮彻醉。尤其是许多达官贵人仕途受阻转而退隐归乡，沉湎歌舞而忘却或暂时丢开强烈的功名仕进之心，著名学者余英时把此归为东汉人的发现、自我价值实现的“个人主义”的第五个要素[4]。无可置疑，这是解脱生命意志一种比较常见的方式。当然，官宦显贵和豪强地主颇为注重养生的做法亦不鲜见，自然而然地使得生命疾徐有致也实现了生命意志的怡悦和通脱，依此来看，两汉的文化品位、艺术审美和人生境界的层次都是相当高的。
此外，不少四川地区出土的画像砖农业生产劳动场面既可以说是富贵者生前实录，亦可谓穷苦人死后幻想图景，尤其是中央颁行“推恩令”以及寻个理由就对诸侯削官贬爵等做法使得诸侯王孙和高官显宦对于仕途心灰意丧，明显受阻后便沉溺乐舞游乐以对自我生命意志实现转移、张扬或解脱；穷苦者死后幻成此状者，主人通过驾驭此种劳动场面而具有自我价值实现的幻想快感，不失为一种自我慰藉，来解脱压抑一生所渴求的生命意志冲动。
二、哲学玄思的诱引
汉代画像中许多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乃至天象图都在相当深刻的程度上表现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灵探询、哲学追问。
汉画里具有历史故事情节的画像是中国史官文化传统的典型艺术表现。前朝政事被刻绘在衙署、宗庙、祠堂等建筑上警示激励世人，如圣君贤臣、奸佞乱臣等，自然也有不少与本家关涉的家族历史、当朝政事。如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石内容涉及《闵子骞失棰》《孝孙原觳》等孝子故事明显倡扬孝道，孔子见老子、孔子门生等历史故事，鲁秋胡戏妻、鲁义姑姊、楚昭贞姜等烈女故事，这些生动形象使人见图自明寓意。历史故事本身就是体现伦理观念的载体，包含着史家浓厚的道德哲学色彩。因此，历史故事类的汉代画像是创制者从伦理哲学角度对世相百态的思考以及有关规范的着意实践。
神话传说题材类汉画对中国文学史保存、证验上古神话传说有着突出贡献。特别是神话自身本来就是一个庞杂的系统，蕴涵着深刻的民间信仰基础和民俗心理结构。例如四灵图像所体现的古代先民时空一体互通观念，即为一种体现远古神话思维的哲学。汉画像里，山有山神、树有树怪、草有草灵，人类敬畏自然同时还能与自然和谐相处，正是源于“万物有灵”的信仰，其实，信仰本身即是一种哲学。许多传说像牛郎织女、黄帝战蚩尤、鲧禹治水等以其“叙述模式、风格的多变性和开放性”，寄寓和传承着美好理想愿望或教育训诫经验，富有“强烈的历史性、社会性和现实性”，也是人类对生产、社会实践在哲学层面上的思考、判断和总结，成为古代人类对自身能力的一种自我颂扬、叙述确认。
天象图是汉画中珍贵的天文学史研究图象资料，彗星、太阳黑子、苍龙、白虎、朱雀、玄武、二十八宿比比皆是。它是汉民族初期应农耕生活需要而产生的文化结晶，因为天气直接着影响年成的丰歉，事关国计民生。虽然先秦诸子已有农家学派，但到汉代经阴阳学家改造和谶纬思想浸淫后，天象四时等天文气象观测成为迎合“天人合一”政治神学观念的道具。“汉画像中所表现的‘天象图’，其主要目的不是作为当时天文学成就的记录，而是视为带有象征意义的图形。”[5]即便如此，天象图仍是汉代人民对天文、气象观察总结的经验的生动再现，充满着智慧奇特的想象，是当时天文学发展的有力佐证。同时，它的这种再现的表现手法、智慧的想象构架，本身就是对宇宙尤其是头顶上的这个“天”的深切体察、仔细思考和抽象理解，自然也是对“天”的哲学思考。正因为东汉时期人们对二十八宿观察与熟稔，才有对刘秀光武中兴众多功臣将领杰出代表“云台二十八将”的传说比附，为东汉开国勋将们找到了星宿即永久的栖宿地、供奉处。哲学的沉思让人们用一种探索的心态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自然、历史和社会，目的在于给人的心灵寻找一个归宿、栖居地，使生命变得通达，使无尽的欲求意志转移、变形或置换，促使生命意志的或消或长的调节性变化。
三、宗教情绪的酝酿
两汉是中国宗教发展史上的特殊时期，儒家学说在汉儒改造后宗教神学色彩渐浓，本土宗教道教在东汉晚期明确形成，佛教西来进而影响日趋盛大。就道教诸神的影响来说，汉画在宗教层面的表现可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是未进入阶级社会时的原始宗教，二是进入阶级社会后的高级宗教。
目前大量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集中刻绘的风伯、雨师、河神、神树、雷公等图像以及天象图等汉画像大量资料展示了原始宗教背景下民众对天、地、自然之物的顶礼膜拜；西王母的身边从没有配偶神到东王公与其相配成为对偶神，以及多种羽人、飞廉、应龙、天马、鹿车等形象的出现，则表现了人为宗教初始期如道教初创发展时所宣倡的羽化成仙的预示情景，是原始宗教向高级宗教过渡时期混杂的产物，吸引、诱惑着尘世随时都可能遭遇不幸和困苦的生民。
这种宗教情绪在汉画里形成了极为浓郁的气息，为处于哲学沉思状态却未果的芸芸众生寻得一个或对或错、亦是亦非的心灵栖息地。汉画像所营造的世界本身就是对现实世界的加工、改造和完善，特别是墓室棺椁周围图象所展示的对天国看似虚幻却又极为虔诚的信仰，欲掩而彰的是那份对生的渴盼、眷恋和执著。事实上，在世渴求永生、殁后以得超脱即是某种意义上颇富宗教意味的涅槃：
“谁沉冥到，那无边的深，
又将热爱着，这生动的‘生’”（德国诗人侯林德语）[6]。
概括而言，艺术、哲学、宗教是古代先民对宇宙、自然、社会和人生进行思考的三大主要方式，汉画对此均确有深刻生动的体现，既使得在高扬生命健取意识的同时，也适时解脱了生命里欲望过度渴求的意志，共同融合为刚健与消解互依互用、互动互发的有机整体进而保证生命始终是一种生气灌盈、自我调节的和谐体，充分地体现了汉画像作为汉民族早期特殊形式的图像诗学的生命亮色。
参考文献：
[1]翦伯赞.秦汉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5.
[2]何新.双元宇宙的象征[J].文艺评论，1985，（11）.
[3]叶舒宪.探索非理性世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69.
[4]余英时.东汉生死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8-63.
[5]张道一.序二[A].韩玉祥.南阳汉代天文画像石研究[C].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4.
[6]黄雅峰.南阳汉画像砖石的视觉造型[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4，57.
作者简介：熊纪涛（1982— ），男，河南西平人，徐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汉画像艺术研究硕士生，中国汉画学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