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纪涛
摘 要：汉代民众对生存与死亡两个重大问题的思考及其实践使得汉画像世界呈现出鲜明主题即生命狂欢化的追求，只有从人类的生存本能、自然与社会环境、人身自由和幻想心理四个层面对根源和表现进行考察，才能理解其生命狂欢化强烈的追求。
关键词：汉画像；生命狂欢化；主题
汉画像砖石深深地凝集着两汉时期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时代精神风尚。我们依稀可辨汉代民众对生存与死亡这个一体两面的重大问题的思考及其实践，使得汉画像世界呈现出鲜明的主题即生命狂欢化的追求。
生存是人类生命的个体和集体都无法避免且必须解决的具有本体意义的重大命题。对生的孜孜渴求也是个人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诚然生是美好的，俗言“好死不如赖活着”即此意。因而在各个地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砖石所展示的生活场面无不是对生命的眷恋和礼赞，所刻绘的所谓阴间冥界也都充满着对长生的向往和热慕。
巴赫金认为，狂欢化的世界观和世界感受的主要精神是颠覆等级制，主张民主、平等的对话精神；它坚持开放性，强调未完成性、变异性，反对僵化和教条，反对独白，其核心是交替和更新、死亡与新生、颠覆与重构。[1]（P68）汉画像砖石墓葬集中表现了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天人鬼神对话沟通的仪式和方生方死死即新生的信仰而呈动态变化的综合信仰系统，与社会主流“子不语怪、力、乱、神”以及讳言房闱的儒家规范大相径庭，是民间特有的具有颠覆正统潜在因素的礼俗系统。画像砖石上反复交错出现的龟蛇交媾、伏羲女娲交尾、男女接吻、秘戏以及树林中赤裸野合等丝毫不合儒家正统仪礼秩序的图像，刚好形成了这样一套图像话语表述和阐释体系，寓示着在正统思想压抑下的生命狂欢宣泄、人性自然张扬。汉画音乐考古学研究发现音乐也存在雅俗两套体系,民间俗乐影响力甚大。在分析俗乐与礼乐制度后,“这些音乐均‘协与宗庙’,说明当时雅乐与俗乐的并存交融已是不争的事实。”[2]（P200）足见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生命本能不可遏抑的欢愉乃至狂欢化表达。
一、生命存在的美好让人无限留恋
面对天地山川、日月星辰、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等或长存或复生或强大的自然界事物来说，远古的初民有种望之莫及的感慨，人类的生存能力要么不是最为强大，要么缺乏某种本领，要么生存环境不太理想。特别是，生命存活的时间，成为受到先民首先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之一。因此，生命短暂的忧叹自古以来一直构成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主题。唐河出土的西汉《人物建筑图》、郑州出土的西汉《庭院画像砖》和东汉《阙门图》等楼阙庭院建筑图描绘的居住生活，南阳所出《蹴鞠》《冲狭》《倒立》《吹火》《走索》等体育杂技图演示的惊险玄妙，《七盘》《建鼓》《巾舞》《吹笛》《吹竽》《击铙》《鼓瑟》等乐舞图展示的艺术魅力，《投壶》《六博》游戏图带来的娱乐刺激，以及四川成都杨子山出土的《弋射收获画像砖》和《庭院》等洋溢着农业生产的丰收祥和气息，众多西王母、东王公、昆仑山等鬼神信仰世界图建构的两汉人民看似虚无却有极为虔诚的信仰存在，抑或贯穿着对生的热切渴慕，抑或表达着对死的惧怕和祈祷。汉画像以图像为话语形式，同东汉季末《古诗十九首》：“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3]（P332）“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3]（P333）才高命舛的曹植《箜篌引》：“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3]（P425）《薤露行》：“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3]（P422）《浮萍篇》：“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寓。悲风来如帷，泪下如垂露。”[3]（P424）等诗章用文字一样真切表达了对生命匆匆而逝的惋叹，叹息声中夹裹着难以掩抑、欲求而不能、恋恋不舍般的长生情结。
更重要的是，生命的短促让人们对死亡感到畏惧，进而引发关于死后世界的联想。人们倍感生命的可贵，这就加快了生命感朝向两个极端发展：一是使命感，成就事业功名流芳万世；一是虚无感，人生在世吃喝玩乐四字。其实，虚无感正是对生命短暂而难以承受其重而产生的反拨和宣泄。有使命感的人当然有理由认为自己是充实地活着，很有意义；不过，沉湎享乐的人也认为自己是快乐地活着，无忧无虑，两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视角不同，意义自然相左悬殊。从画像砖石图像内容上看，宴饮、杂耍、乐舞、游冶、出行等自由快乐场面明显多于功名、廷事等政治内容，原因就在于在功名政治诸事在死的面前变得渺小甚微，生的伟大和重要压倒了一切。
二、生的艰难加剧了人对虚无感的倾斜和偏爱
生的艰难加剧了人对虚无感的倾斜和偏爱，主要是由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原因造成的。历史学家总爱提及，汉朝帝国盛世，稻粟满仓，陈陈相因。但对社会底层民众来讲，生活仍是艰难的。即使有牛耕、水排等先进耕作方式、生产工具的产生，但由于生产力基础薄弱、土壤肥力不均等因素，农业生产提高的空间相当有限。因为农业生产的长期丰收不仅仅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的革新就能解决的。农业生产的丰收是一个综合系统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风调雨顺、选种育苗、土壤肥薄等诸多内容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汉代确立重农抑商的政策，不仅仅在于农业在国家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极为重要，也在于农业生产的连年丰收、农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提高是十分不易的。另据统计，史书记载可考的自然灾害从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至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425年间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420次，其中旱灾91年次，涝灾79年次，疫灾27年次，余为震、风、霜、雹、冻、虫等灾。[4]加之，诸如帝国大力开拓疆土、反击匈奴等系列征战徭役、兵役、赋税以及粮食储备和运输等封建社会运转常规的、特殊的内容统统压在农民的肩上，使劳动群众难以承受其重，使得帝国盛世繁华景象背后的底层生民充满着沉重的叹息。无疑，这些都会助长普通劳动人民对那种能够满足吃喝玩乐诸需要、没有阶级剥削压迫的理想生活世界的向往意绪。《许阿瞿墓画像石》所刻文字内容和乐舞图像，密县打虎亭一号墓《庖厨画像石》杀牛、煮肉酿酒等宴饮准备场景不约而同表达了当时人们生前的普遍愿望和对死后世界的幻想。
与生存艰难关涉的人身自由也是一个十分值得关切的问题。两汉时期早已进入封建社会发展的初步稳定和成熟期，并且相继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和第二次封建社会著名盛世文景之治和光武中兴，当时的人身自由的程度明显高于其前的三代奴隶社会和秦朝时期。“秦始皇过度使用民力，虽然很多措施有利于统一，但人民也确实疲惫不堪了。秦二世昏暴无比，征发到闾左，农民被迫大起义，迅速地推翻了秦朝的统治。”[5]（P35）楚汉战争后，西汉统治者汲取前朝教训，“形成汉初统治者所谓‘黄老无为’的政治思想”，“文帝、景帝统治时期继续‘与民休息’”，“文帝重视农业，屡诫百官劝课农桑。” [6]（P102）不仅人身自由程度和农业受重视程度有显著提高，而且在思想文化政策也远比秦代更为宽容更为解放，这些进步还是让极其容易满足的劳动人民在面对生活的艰难时依然按捺不住心里潜在的欢喜，发自内心要赞美自己所从事的劳动的伟大和这十分难得的相当程度的自由。四川成都杨子山《弋射收获画像砖》“上部刻有弋射图，二射者立于一湖边，湖上天空中有众多飞鸟，二人正拉弓射鸟，形象逼真。”[7]（P34）这里面的射者不正是有些许人身自由的劳动者的写照吗？自由很宝贵，对劳动者而言意味着希望。一方面是生存的艰辛，另方面是生产方式和工具的革新以及人身自由的宽松，让劳动阶层悲喜交集，在生的希望中解除艰辛带来的痛苦诉求。生命的生机和愉悦愈是受到艰辛的折磨往往愈是难以遏抑。密县打虎亭一号汉墓出土《庖厨画像石》“画中有肉架，地上放着牛头，一边有人用大锅煮肉；还有煮饭、蒸馍、酿酒、做豆腐等场面。这显然是为宴饮作准备，可见地主阶级家庭食品加工的情况”[7]（P35），食品繁盛多样、工序忙而不乱；山东诸城前凉台所出《庖厨图》也刻画有肉食悬挂、屠宰、洗涮、灶案、切割、烤肉串、烤饼、酿酒、后勤以及掌厨管理等场面，气派盛大，各色人等、饭食餐肴俱呈眼前，让今天的观者油然都可以生发身临其境之感，怎能不令当时其中的劳动者忙碌困顿之时对这么丰盛美味佳肴艳羡神往？诸多潜在的心理动因注定了轻松化、愉悦化乃至狂欢化成为劳动民众生命调节的必然选择，因而生命狂欢化倾向就获得了为数众多的社会阶层的最广泛支持。
三、社会环境带来的心理苦痛甚于自然环境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洵是至言。不仅普通百姓为生活的艰难而烦忧，而且王子皇孙、高官显宦亦有自己的苦恼，“削藩”“推恩”等措施的相继颁行，极大地限制了这些特权阶层本来余地就不大的政治发展空间，有职无权、有名无位、权力反而越来越小，甚令贵宦阶层心灰意丧；党锢、清议等严重打击了为数很多的中下层官员参与政治热情。这些情况作为反作用力迅速把心怀郁郁的官贵特权人士推向了酒色娱乐、纵情享受的世界。联系魏晋竹林七贤的玄谈、裸露、绝俗现象，可以想见政治压抑背后的希望破灭和心理落差对人的打击和折磨。社会上层骄纵淫逸的思想恰又与劳动人民普遍的美好期盼心理需求契合交织，故而豪奢放纵的社会风气尤炽。
人趋利避害的本能，使得具有游戏功能的艺术活动倍受时人青睐。汉画像砖石刻绘的田猎、宴饮、杂技、乐舞、体育等充满游戏功能的活动，让其中的人们远离功利化、机械化倾向，发现并张扬了人性，有利于宣泄自我、发现自我、陶冶自我，这既是人类内在的本能需要，也与当时浓郁的文化艺术氛围关系甚密。目前，通过对汉画像文学艺术氛围的研究来揭示图像背后的民族心理和时代思潮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毫无疑问，无论何时生活境遇的极大反差是都是普通百姓渴望摆脱现状的至上心理动力。与劳动阶层生存艰辛形成极大反差的是贵族豪宦生活的骄奢豪华，“车骑出行、游幸田猎、斗鸡走狗，在汉代王公贵戚、世家豪门子弟中相习成风。”[7]（P37）这是由当时某些地区的特殊环境决定的。汉画像砖石的几个集中产区是典型例证。“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巴蜀之地自秦代李冰守治兴修都江堰，成都平原两汉时期“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8]（P1645），是有“天府”之誉。徐州、南阳两地有类似之处，前为西汉高祖故里，后为东汉光武帝乡，政治、文化、地理位置等综合环境比较接近。徐州古称彭城，禹分天下九州之一故地，河流密布，水网交错，土地肥沃，交通枢要，经济繁荣，“前汉封国二十八、王四、侯二十四”[9]（P537），“后汉封国十二、王四、侯八”[9]（P538），当然王子侯孙们的食邑领地也云集此地。徐州市睢宁县九女墩汉画像石葬墓出土的众多玉质衣片就表明了墓主系王侯身份。[10]南阳为古宛故地，自古兵家要塞，春秋战国渐呈繁华景象，汉时著名太守召信臣、杜诗等贤能官吏相继治宛，整饬水利、农业械具，生产殷实，人口倍增，百姓誉称召父杜母。“南阳西汉时期被封的侯王二十二个,东汉刘秀发迹于此,封侯王二十五人,云台二十八将中十一人出自南阳”[11]（P4），南阳帝乡多近亲，东汉时期朝臣悉以与南阳豪族重臣联姻为尚；比起西汉时期，南阳有进一步发展，更为繁盛，达到了其封建社会历史上的顶峰。两汉的巴蜀徐宛地区，或豪强地主或皇亲国戚如云聚集，争强斗富现象在所难免。在墓室建造上，“工匠雕治，积累日月，计一棺之成，功将千万。夫既其终用，重且万斤，非大众不能举，非大车不能挽。东至乐浪，西致敦煌，万里之中，相竞用之。”争豪斗富现象非常明显。在乐舞上，“是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王侯定陵、富平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 [12]（P1072）礼乐享受等级制的废除,使音乐普及从王室到公室到社会中层等更广范围,以至一些贵戚豪富之家僭越礼制“敢与人主争女乐”,可窥当时争相攀比风气极盛。《投壶图》何尝不是豪族宾主们个人之间的比拼争斗？张衡《南都赋》[13]（P458-467）《西京赋》[13]（412-438）等大手笔描绘的图景何尝不是贵宦世家令人惊羡的生活？如《东京赋》：“若夫翁伯浊质，张里之家，击钟鼎食，连骑相过。东京公侯，壮何能加？”[13]（P439-457）翁伯、浊氏、质氏和张里皆是西汉富商，豪奢程度非公侯可比。连车列骑、歌舞升平、珍味佳肴的豪奢生活毕呈于底层百姓的眼前，势必刺激作为弱势群体的苦难民众渴望美好幸福生活的神经，无疑为其生前和死后所梦幻的世界树立了一个典型的似乎可望可即的理想生活模式。
四、在沉重压抑下的心灵逃逸使然
其实，汉画像砖石本身具有独特的仪式功用和宗教信仰内涵。汉代墓葬里原始巫信风俗的表现非常显著，墓葬造型顶部呈圆盖状底部为四方形，喻天象地，模拟自然界阴阳和谐之大道；墓葬内砖石广饰动物交合、日月合壁、伏羲女娲交尾、男女接吻、秘戏图等图案，是想通过巫术的模拟功能达到促进墓室世界合和、保佑墓主子孙隆昌生产丰裕的目的。汉画像生命狂欢化的追求与模拟主要是为了生者的发展和强盛，生者之生更加幸福，死者在另个世界更加安详不来烦扰生者。这显然是终死沉重压抑下心灵逃逸的一种必然性结果，也是死者家眷自我祝福的表现。
概而言之，正是由于多种因素的错综交织，汉画像艺术才在两汉时期儒家与日俱严的正统秩序下，生命狂欢化的意识得以强烈凸显，生命狂欢化追求成为当时墓葬美术里极度盛行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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