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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汉画像不仅是汉代社会生活的反映，而且是当时人们审美幻想的表现。这种审美幻象带有汉代人意识形态的性质，它以符号的方式，在汉代的视觉图像中得到象征性的表现。作为刻画在祠堂、坟墓、石棺、石阙或帛上的图像，系统地表现了汉代人的宇宙、时空、生死、人鬼、仙妖等观念。天地人等都在一个大的象征系统中得到符号的呈现。汉画像审美的根源是符号性的隐喻象征。汉画像属于的象征型艺术，它对我们今天的审美，仍然具有意义。在中国汉代，特别重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天人关系一直是学术探讨的对象与政治信念的支撑。民俗中充满宇宙的象征主义信仰。作为表现死亡的艺术，画像石、画像砖则是那个时代人宇宙观的表现。

[关键词]：汉画像 审美 艺术 意义

 

　　汉民族不仅有一部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且还有一个图像表现的世界。《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可见“图”和“书”在古代是并重的，而且由来久远。可惜后来，图谱日亡而书独存。汉代图像的出土，为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研究古代审美观提供了新的研究的对象。

 

一

　　对汉画像的著录始于宋代，民国以前，主要在金石学中得到研究。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汉画像逐渐得到考古学界和美术史界的重视与研究。解放前，鲁迅曾广为搜集汉画拓片，容庚1936年出版有《汉武梁祠画像考释》。新中国建立以来，考古学得到迅速发展，在山东、江苏、河南、安徽、湖北、四川、陕西、山西、甘肃、云南、浙江等地，已发现汉画像石一万余种。其它汉画图像不可胜数，发表了大量的考古报告和图像资料。近20年来，汉画像的研究也形成了高潮，不仅成立了全国汉画研究会，而且召开了国际性的讨论会，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1]同时对汉代的壁画、铜镜纹饰、帛画的研究也取利得了相当的成绩。

　　汉画虽然发现有一万余种，但除了南阳、山东、徐州等地已有一定规模的展览馆集中收藏外，大部分仍然散见于各地，甚至被用在桥梁、房屋等建筑中，有的弃置在荒山野岭，有的被文物贩子倒卖。从目前出版的图像资料看，虽很丰富，但不完整，所谓的汉画全集，也仅收有三分之一。从内容看，由于一些汉画像在出土时已散乱、破损、不易看到全貌。特别是对汉画像意义世界的审美研究更是少见。

　　本研究是一种文艺美学的研究，与考古学的、美术学的研究不同之处在于，课题着重对汉画像作图像学的（Iconology）分析，研究汉画像中的符号系统的象征世界，着眼点在汉画像的表征功能和意义世界的探讨。通过此研究，我想从理论上揭示汉代中国人象征世界的符号系统的能指与所指，排列出汉画像的象征谱系，从而探讨汉民族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的深层的原型结构和众多母题和类型的结构模式，分析汉画像叙事语言的语法形式。本研究在理论上可促进文化符号学、汉画图像学、视觉文化心理学的理论发展。从实践上，可以帮助我们解析伟大的中华古代文明的意义内涵。这种意义世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从而促进中国文化在21世纪的伟大的复兴。

 

二

　　本课题的研究，遵循了历史的方法，首先确定汉化画像的图像志，由于资料还散见于全国各地，近几年来我进行了必要的田野调查，一方面参观了专业博物馆，另一方面去祠堂、汉墓实地考察，还从民间搜集散见的拓片资料几百种。在尊重历史材料的基础上，我采用符号学的分析法，运用哲学、美学、神话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知识，分析其象征世界所形成的汉民族古老的审美观念。具体操作上采用了考古资料和汉代文献资料，加上现代人类学的新的理论支点“三重证据法”来揭示汉代人图像中的意义世界。

　　我研究的是汉画像的美学问题，但运用的方法则是西方现代学术的。我把汉画像看作是一种图像，企图破译其中的文化意义，因此我采用了西方的图像学理论，符号学的方法和福科的话语分析理论。

卡西尔所创造的象征形式哲学，无疑是一个理论的出发点。卡西尔把符号象征的功能提到规定人的本质高度。在卡西尔那儿，人、符号（象征）、文化成了三位一体的东西。

　　潘诺夫斯基对图像的深层研究，是与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密不可分的。潘诺夫斯基把视觉图像的研究分为三个层次。[2]我发现，这三个层次与中国汉画像研究的金石学的范式、考古学的范式与文化艺术学的范式可以有一种内在的类比的逻辑关系。这三个层次的类别是：

　　1、前图像志描述，是以“实际经验为基础，解释初步的或自然”的题材。如依照常识可以辨认的图像中的人物、对象和母题等。这类似于中国早期金石学的阶段。

　　2、图像志（Iconography）分析，这种方法关注的是能通过文字资料知识来发现的“次要的或习俗的含义”。后期金石学家对汉画像的著录，已含有这种观念。在现代的考古学中，对美术的考古，往往走这条道路。如各种汉画像的发掘报告中对汉画像的著录，其首要任务是弄清事实，而不是文化的阐释。弄清事实有时比文化的阐释更重要。

　　3、图像学（Iconology）阐释，在更深一层的图像志的基础上，指向一种内在意义的独创性关联。就是要通过图像去发现形成这种图像的民族精神的根源和个人心理的特征，揭示图像的深层意义世界。一旦对图像的阐释深入到内在意义上，就完成了从图像志分析到图像学分析的转换。

　　这里的图像学一词，英文作“Iconology”，从字源看，Icon就是希腊文的“偶像、肖像、形象”。因此Iconology就是形象的研究，在审美的领域，它是对视觉艺术含义进行研究和阐释的学科。中国汉画像的研究还处在图像志的阶段，历史要求它必然向图像学的方向发展。由于图像本质上是符号象征的，所以，图像学的研究通过视觉图像的符号去破译其象征的内涵就是研究的中心和重点。当然，图像决不是文献的视学化，图像的象征内涵和意义也不是文献的意义可以包容的。图像本身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确定图像本身的意义就是图像学要达到的目的之一。

　　福柯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也对我们的研究有极大的启示。他建立的是一个“谱系学”的“真实的历史”。他在人们已司空见惯的理性、传统、历史学的神话下发掘间断性、断裂、界线、裂口、个体性、转换、差距、力量关系，区分、分离和分散事物，释放歧异性和边缘因素，突现的是无先验主体的分散的、散乱的，非中心的，充满着偶然性的多样化的空间。福柯所描绘的就是一个这样的象征和隐喻的世界，而符号在其中起重要的作用。从此观点看，图画、图表、图案都是象征的符号，而不能说仅仅是记号和语言才是符号。

 

三

　　汉画像不仅是汉代社会生活的反映，而且是当时人们审美幻想的表现。这种审美幻象带有汉代人意识形态的性质，它以符号的方式，在汉代的视觉图像中得到象征性的表现。作为刻画在祠堂、坟墓、石棺、石阙或帛上的图像，系统地表现了汉代人的宇宙、时空、生死、人鬼、仙妖等观念。天地人等都在一个大的象征系统中得到符号的呈现。汉画像审美的根源是符号性的隐喻象征。这一宇宙象征主义的图式，上接混沌未开的初民社会，下达现代人无意识的根底；沟通了神话思维的怪诞无稽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构模式；它不仅表现为人对现实世界的生活图景，而且表现为人对死后世界的理想建构；由神话、巫术、宗教，而走向一种审美的幻觉。宇宙象征主义发轫于人和宇宙的关系，是人对外在世界关系反思的结果，根子却在人的社会关系上，宇宙的秩序只是人的社会秩序的象征的表现。在汉画像中则表现为一种“天地相通”的巫术观；“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天人感应”的历史观；“君权神授”的政治观；“尊天听命”的命运观；“不死升仙”的宗教观；“天遣祥瑞”的吉凶观；“天道自然”的审美观等等。

　　汉画像内在的结构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指世界的构造及其形式在人心中的呈现。人的生命存在总依附于自然环境，时间空间是其存在的基本形式，对世界的理解和形象的呈现，就构成人赖以存在的基础，所以汉民族从古到今都注重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并以此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二是指作为有灵性的生命体，外在世界又必须转化为文化的存在才能被人所理解和掌握，因此建立在自然之道上的文化体系，是人文创造的另一世界，它表现为人的语言、符号、图式。世界与心灵相遇，通过人的直觉、符号、意识和无意识达成一种隐喻的象征表现，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根基与审美的根基。汉画像是汉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图像呈现，表现为一种宇宙象征主义的图式。

　　因此，我认为汉画像艺术是一种象征主义的艺术，是一种宇宙象征主义的。

　　给宇宙一个固定的模式，并按这一模式的演变来生存，是整个人类文化的表现。中国古代文化表现为一种宇宙象征性的，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千百年以来，对宇宙的言说一直是人类最激动人心的一个事件。

　　在理解宇宙象征主义的时候，米尔希·埃利亚德（Mircea Eliade）的理论给我以极大的启示。他认为世界上有两种存在物，一是世俗的，一是神性的。神性是与世俗相对立的，宗教崇拜就是与神性打交道。他说：“当一棵树成为一种崇拜物时，它就不再是一棵受崇拜的树了，而是一个圣物，是神性的一种体现。”[3]我们在汉代的画像艺术中看到这种神圣性，每一种图像都有世俗信仰的背景，归根结蒂都有“象征的”含义，因为每个图像中的符号都有超验的价值观念隐喻其中。埃利亚德把象征符号定义为，其作用是“暗示了超过自身的含义”，从而揭示了一种更基本和更有意义的现实。

 

四

　　汉画像属于黑格尔的象征型艺术。

　　象征符号基本上揭示的是一种宇宙结构的构成，所以在直接经验这个层次上不可能认识这种结构的。象征符号所揭示的世界是一个活的世界的整体，这不是一个用理性知识进行思考的问题，而是一个“直接知觉”的问题，因为象征符号的“逻辑”表明了它自己是“自成体系的认识方式”。因此，宗教的象征，是一种宇宙的象征论。通过宗教象征“把杂七杂八的现实世界统而合一”，就被纳入一个统一的体系中，这一体系就具有了宇宙象征的意义。在这一体系中，不仅可以容纳合理的，有秩序的事物，甚至连各种怪异的、矛盾的、邪恶的事物都在这一宇宙统一的整体中得到表达和综合。通过用宇宙论的语言表达人类状况和存在活动，人类的存在就有了意义。当人类被放置在这样一个宇宙的系统中，也就不会有一种“孤独”的感觉。

　　汉代的人“就是生活在一种神圣化的宇宙之中”，他们对世界有一种基本的态度。给世界一个基本的结构，并在生活的实践中再造一个类似的结构，把它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列维-斯特劳斯和道格拉斯对原始文化的研究也是建立在这种结构模式之上。他们认为，古代人生活在一个活的宇宙中，人是活的宇宙的一部分，人与宇宙是一体的，不是分裂的分化的和异化的，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世界还没有被“去魅”，世界的结构就是一个巨大的象征体，是有生命的，有神性的存在物。这种对人类原始文化象征的考察，对我们汉画像象征研究起到启示作用。

　　在中国汉代，特别重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天人关系一直是学术探讨的对象与政治信念的支撑。民俗中充满宇宙的象征主义信仰。作为表现死亡的艺术，画像石、画像砖则是那个时代人宇宙观的表现。不仅地上的祠堂画像是宇宙观的形象体现；地下的墓穴，也是宇宙的象征的表现。天文图、祥瑞图、升仙图，无不是在一个宇宙象征的模式中加以图式化的。这一点对文化的研究很重要。晚近的象征人类学认为，人的本质性的规定就是人是采用象征的符号来掌握世界。人类的知识不是一个逻辑的建构，而是一个实践的创造，在客观化的行为模式中创造一个符号的世界来加以象征。因此文化就是象征性的。不同的文化类型，只是这一象征不同层面的展开。但文化总是具体性的，各时代和各民族文化有很大的不同，象征便有了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方式。近年国内学术界认识到“象征，是中国文化中最为普遍但又未被充分重视和理解的文化现象之一。”[4]为了促进研究的深入，翻译介绍了一些西方人论述文化象征的著作。[5]文化象征来源于极古老的文化传统，远古的巫术、神话、仪式、宗教、民俗、信仰，往往是文化象征的源头。中国审美文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在它的象征性，了解中国文化首先就是要从人类大量的历史材料中去梳理出一条象征符号的线索，从知识考古学方面来确定其象征内涵。费迪南德·莱森（Ferdinand Lessing）曾说：中国人的象征语言，以一种语言的第二种形式，贯穿于中国人的信息交流之中；由于它是第二层的交流，所以它比一般语言有更深入的效果，表达意义的细微差别以及隐含的东西更加丰富。[6]

 

 

五

　　汉代图像的出土，为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研究古代审美观提供了新的研究的对象。传说中就有夏“铸鼎像物”的审美观。“图”和“书”在古代是并重的。《山海经》本来就是图文并茂的。可惜后来，图谱日亡而书独存。郑樵在《通志·总叙》中说：“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图谱之学由此而生；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文，书籍之学由此而生。图成经，书成纬；一经一纬错综成文。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刘氏作《七略》收书不收图；班固即其书为《艺文志》。自此以远，图谱日亡，书籍日冗，所以困后学而堕良才者，皆由于此。”

　　汉画像包括汉画像石、砖、壁画、帛画等的图像资料。常任侠和顾森先生就是这样看的。[7]这是一个图像学的概念，与传统金石学、考古学中的画像石、画像砖的概念有一定的联系，但也有一定的区别。画像石、画像砖和帛画等是根据不同的物质材料进行的划分，其制作方法也有所区别。画像石是在棺椁、墓壁和祠堂的表面上的镌刻，而画像砖则是印模、压模及窑烧的结果，帛画则是在绢帛上的绘画。汉画像是对不同物质材料和形式表面图像的概括。它的侧重点在视觉图像的表现方式和接受方式上，因为只有这种方式才具有决定图像本源的意义。实际上把画像石、画像砖说成是汉画像是不确切的，因为有些汉画像石是浮雕或半浮雕的，与其说是“画像”，不如说是“雕刻”，但传统上汉画像石、砖的流行和鉴赏主要靠拓片，故根据约定俗成，称其为“画像”。由于汉帛画、漆画等不好保存，经千余年的时间，保存下来的极少。画像石、画像砖保存、流传下来的却很多，所以汉画像不能不以汉画像石和汉画砖的图像为主。

　　从本质上看，文字与图像的表现形式都是象征。理解象征是我们理解汉画像的意义世界的关键。在中国“象征”是表示人的身份的符征，命相学中的征兆或下层社会中的暗语记号等。据说最原始的象征例子是一枚钱币或指环，它被一分为二，使其互为标志以证明持有者的身份。中国古代的“兵符”即属此类。在文化的发展史上，一个具体的东西，图像、记号、符号等可以表示其它的东西，或承担一定的意义，这就是符号的象征。但是象征作为含有认识论问题的理论意义，却没有在认识论里得到很好的阐释，象征作为形象的表达也未能在美学领域占据重要地位。中国文化是最具有象征性的，如原始彩陶图案、原始岩画图像、汉字、青铜器装饰、周易的符号象征世界、汉画像中的图像符号等，但在中国的文化研究中，对象征文化的探讨还是极不够的。在精神分析学和人类学领域，象征则得到较多的研究和阐释。弗洛伊德使用象征的升华，来说明心理对无意识压抑的呈现。拉康则在人的精神三层次（形象、现实、象征）上突出象征经验的重要性。荣格的学术生涯表明，象征是人类全部活动的基础。在晚年，他组织编写了《人类及其象征》一书。认为人的每个表现形式都同原型本身有象征性的关系，象征是自然的产物，也体现了文化的价值。他还给象征下了一个简捷有力的定义：“当一个字或一个意象所隐含的东西超过明显的和直接的意义时，就具有象征性。”[8]荣格还分析了原始文化和人类梦境中的许多象征符号。他认为，原始艺术是象征性的，由个人无意识创造的艺术品是符号性的。苏珊·朗格继承了卡西尔的象征理论，并运用于美学的研究，认为艺术形式就是一种情感的符号象征。近代以来，中西学术的交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的研究吸收一些西方的成果和方法，有利于揭示中国文化的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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