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与哲学的改造
刘宇
摘要：实用主义产生于美国，从一开始它就脱离了传统哲学的樊篱，以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登上哲学舞台，但任何一种思潮的产生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有其深刻的根源。杜威作为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通过对哲学的改造，为哲学找到了全新的立足点。
关键词：实用主义 杜威 哲学的改造
实用主义是在美国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潮，其产生于美国，主要的活动范围及代表人物也都与美国或美国人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它应该是一种根植于美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哲学流派。
实用主义从产生起就一直承受着褒贬不一的评价，比如在哲学研究中，实用主义曾被认为是“美国资产阶级的国家哲学”〔1〕，是为大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在日常的生活中，人们认为实用主义讲的都是一些人人都懂的世俗道理，太世俗化了，没有哲学的思辨性，缺乏传统哲学所具有的严密的推理演绎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哲学家认为实用主义脱离了传统哲学的樊篱，将哲学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了起来，使哲学成为一种有用的学问。不管怎样，实用主义在美国产生并成为“美国精神”，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由美国独特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的特点决定的。
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从16世纪起，潮水般的欧洲移民涌向欧洲大陆，这一批美洲大陆最早的开拓者，在失去了与母国联系的情况下，一切都要依靠自己的奋斗。他们从事各种开发、投机和冒险活动，深重的危机感使他们养成了勇于竞争、敢于开拓的冒险精神和注重实际效果的实干精神。这些思想观念在美国式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为实用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自然科学理论迅速发展，新发现、新发明层出不穷，原有的理论、定律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人们不再相信科学定律、理论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把它们都看成是假设，这些“假设的真理”能不能成为“确定的真理”，全靠它能不能发生所应发生的效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实用主义的产生是对新理论不断取代旧理论这一事实进行哲学概括的结果。
仅仅从上述两个方面，还不足以说明实用主义产生的根源。重要的是，实用主义还是对欧洲哲学思想继承和发展的产物。美国的历史是如此短暂，以至于它来不及产生自己独立独特的思想文化，这就决定了它的一切思想文化的产生都会与欧洲的思想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希腊的变化哲学，欧洲16—19世纪的人道主义和科学理性主义的思想，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现代西方反思辨哲学的潮流，这些都对实用主义思想的产生或多或少有着推动作用。
任何一种哲学思想的产生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实用主义在继承了欧洲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经过一系列后继哲学家的发展、改造，终于成为一种独立的哲学思潮辉煌一时。在实用主义的发展历史上，皮尔士、詹姆士和杜威被认为是古典实用主义的三位大师。皮尔士为实用主义确立了发展的方向，詹姆士为实用主义奠定了基础并使之发扬光大，而杜威则被认为是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他运用实用主义哲学的精神对有关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深刻的思考和探讨。可以说，杜威对美国实用主义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是他使实用主义沿着一个正确的轨迹发展，即始终和社会及现实结合起来，从而使实用主义的理论功效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1859年10月20日出生于美国佛蒙特州伯林顿镇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是美国著名哲学家，对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美学都有独到的见解，被誉为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杜威一生写了30多本著作，900多篇文章。其主要著作有《哲学的改造》（1920）、《经验与自然》（1925）、《确定性的追求》（1929）和《人的问题》（1946）等，其中《哲学的改造》可谓杜威实用主义的代表作品。
杜威与大多数哲学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并不是固守在传统哲学的永恒主题上去探究哲学问题，而是在时代的发展变化之中寻找哲学的立足点，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哲学的改造》一书中。这样我们就会产生两个疑问：一、杜威为什么要对哲学进行改造？二、杜威是如何对哲学进行改造的？
在杜威看来，传统哲学研究的是哲学家的问题，他们围绕着世界的本源问题、认识的本质问题争论不休，这种大而空的探讨忽略了与人生行为有关的问题，使得哲学逐渐成为一种曲高和寡的知识，也就“渐渐地不为一般的民众所信任了”。〔2〕众所周知，18、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哲学面对自然科学的挑战显得软弱无力了。如何使哲学摆脱危机？杜威认为，必须对哲学进行改造。
杜威对哲学的改造，并不是在传统哲学基础上的修修补补，而是在对传统哲学“否定”基础上的重构。杜威的学生、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胡适在《实验主义》一书中曾说：“杜威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大革命家。为什么呢？因为他把欧洲近世哲学从休谟和康德以来的哲学根本问题一起抹杀，一起认为没有讨论的价值。一切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争论，一切经验派和理性派的争论，一切从康德以来的知识论，在杜威的眼里，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都可以不了了之。”〔3〕
杜威在哲学史上的革命，就是把真正的哲学问题由哲学家的问题变成人的问题。传统哲学家们把世界的本体、认识的本质当成哲学的根本问题，而不研究和人的生活有关的问题。他们认为哲学的主要任务是探求比一般的事实更基本、更终极的一种永恒的“实在”，获得关于这种“实在”的知识;杜威指出，这样，“哲学在最初因以获得其名称的追求智慧的工作逐渐退于幕后。因为智慧与知识不同，智慧是用已知的去明智地指导人生事物之能力。哲学现在所处的困境之原因是：有用的知识越增加，哲学则越忙于完成其于人生无关的任务。”〔4〕
实现对哲学的改造，就必须把哲学的根本问题变成人的问题。而在杜威看来，人的问题实质是一个经验问题。传统哲学并没有真正懂得什么是经验，所以才有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经验论与理性论的争论。在《哲学的改造》第四章“关于经验和理性的已变的概念”中，杜威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什么是经验？经验的范围怎样？经验对人类的行为是否有价值？”“这些问题，一方面看来，是深奥的哲学的专门问题，从另一方面看，却也包含着关系人们营谋生计的最为深切的疑义。”由此可见，经验问题与人的问题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可什么是经验呢？杜威说，“经验首先是做（doing）的事情。有机体按照自己机体构造的繁简向着环境动作，环境产生的变化又反映到有机体和它的活动上去。有机体经历和感受自己的行动和结果，整个过程所产生的感受就形成所谓经验。〔5〕简单地说，经验就是做事情，就是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既然经验是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那么经验就不是纯主观的心境而包含着施加作用的外部世界，也就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所以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争论就不成问题了;既然经验是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经验就不是纯知识，经验就不是孤立的、纯过去的、纯感性的，而是包含着联系、联络着未来、包含着理性推理，那么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论也就不成问题了。
正是以经验主义为基础，杜威对传统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与此同时，在《哲学的改造》一书中，他还提出了哲学改造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几个因素。
首先是历史因素。杜威对人类思想发展、演进的过程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指出培根是现代思想的真正缔造者，是现代生活精神的伟大先驱。因为他背叛并批判了人类思想的最大权威亚里士多德，并用他的发现法指出：新事实和新真理的发现较旧论证更为优越，而走向发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彻底探究自然的秘密。这样就把人们的眼光从注重过去转向放眼未来。在批判旧的论证、推理知识的时候，培根举了个很形象的例子：从纯粹推理方面探究知识的人，犹如从肚子里往外吐丝的蜘蛛，所织的网虽然整齐而巧妙，但不过是个陷阱而已。而传统的经验的方法，被动地积累经验，像蚂蚁一样终日东奔西走，所忙的不过是贮蓄和搜集原料。真正有意义的是蜜蜂的工作，它既像蚂蚁一样从外界搜集原料，又对原料进行加工制作，制造出新的蜂蜜。所以培根认为发现法比证明推理法更高明。杜威通过对培根新精神的研究，为自己对哲学的改造找到了新的指导思想。
其次，是哲学改造中的科学因素。杜威在论及哲学的改造时，十分重视科学发展的因素对哲学的影响。他提出，古代的哲学和科学都认为“世界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内部包含着一定数的形相，而外部则有一定的边际。近代科学的世界就不然，它是一个开放着的世界，它的内部构成变化无定，不容加以限定，它的外部伸展超出任何假设的境界，没有涯际。”“新科学的一桩重要事件是以地球为中心这个观念的毁坏。”科学的长足发展所形成的新观念与传统的哲学旧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冲突，哲学如果不放弃揭示所谓终极实在的神圣使命，从一种静观的理论转变为参与人类生活的实用的工具，哲学就只能走向衰落。
理查德·罗蒂曾说：“只有当哲学家们放弃去获得永恒知识的希望之后，他们才会关注未来的形象。”〔6〕杜威对哲学的改造就是要使哲学面向未来，使哲学不再纠缠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那些无用繁琐的问题，不再幻想存有千年不变的哲学理论，而是面对我们的时代现实，放眼未来，改变我们的生活。
众所周知，《哲学的改造》是康德访问日本时所做演讲的合集，但是作为实用主义的经典之作，它提醒着我们：哲学的改造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必须要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修正自己，而且真正的哲学改造必须要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在二十世纪的末期，海德格尔和德里达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哲学终结”的感叹，但世界并没有终结，生活也没有终结，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哲学会终结吗？现代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哲学？我们继续追问着。
参考文献：
〔1〕 刘放桐等著：《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1—262页
〔2〕 杜威：《人的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3〕 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7页
〔4〕 杜威：《人的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5〕 杜威：《哲学的改造》，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46页
〔6〕 海尔曼·J·萨特康普编，张国清译《罗蒂和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