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器尚象:中国古代器物中的观念与信仰研究——第二届“汉文化与汉学:历史与形成”高端论坛会议综述
发布时间: 2017-03-29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苏师范大学汉文化研究院为推进汉文化研究及《汉学大系》编纂与海外传播项目展开,在2017324日至26于徐州召开第二届“汉文化与汉学:历史与形成”高端论坛。会议由江苏师范大学汉文化研究院、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会议开始朱存明院长开幕

出席此次会议的代专家学者共有22人,主要是全国一些重点高校、科研机构的中青年学者这次论坛共征集到论文22。会议的主题为制器尚象:中国古代器物中的观点与信仰研究”,会后成果将结集出版本次论坛分为三场,围绕个议题展开讨论。第一类:器物辨识,包括对名物考证,器物上的铭文、图案、刻划的研究等;第二类:器物与环境,包括器物的具体适用环境、使用方式、时间及对象等的研究;第三类:器物与文化,包括造型演变、源流,与特定的文化(包括少数民族、域外文化)、事件、现象、信仰之间的关系等。现综述如下:

 

第一场:先秦时期器物讨论

 

董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从作冊般铜鼋漫说“庸器”中国国家博物馆新近入藏一件商末铜制鼋形器,鼋颈部中一箭,背负三箭。在背甲上有铭文433字。李学勤、朱凤瀚、王冠英三位先生已经对该器铭文及器形进行介绍和解释,三家讨论指出铭文记载商王在洹水获得此铜鼋所象之鼋,四射皆中,因而命令寝馗把这个中箭之鼋交给作冊般,作此器的目的是为了纪念此事。三家的讨论的基础上,董珊教授再作补说并阐发有关器物的性质提出这类器物从功能上可以称为广泛意义上的“庸器”,可视为一种特殊的礼器。

韩鼎(河南大学考古文博系)现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的神人纹双鸟鼓的纹饰与商代相关器物结合,对该鼓的纹饰特征进行系统认识。他认为神人纹双鸟鼓中人物表现出具有角饰、翎羽、面具、以及披发、蹲踞等特征,其身份应为商代赤裸身体作法时的巫觋。鸟爪状双手和蝉体状躯干表现了巫觋占有鸟、蝉沟通人神、祖先的能力。鸟纹和鱼纹则暗示了黄泉和天上,即祖先身体和灵魂的居所。鼓中多次强调双鸟,应是对鸟能够在人和天帝、祖先间传递讯息意义的强调。

陆军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从对《周易》与《说文》的追记入手,通过对系辞引文的分析,对文字体系形成之前饰纹体系的造纹依据和取象模式做一说明,认为中国饰纹体系初成时期奠定的造纹依据是仰观俯察,权衡物我取象模式则是观象取则,依类象形中华先民以天地、动植作为观察的主要对象,以仰观俯察和权衡物我作为主要的行为方式,在物象与我心之间形成与天地同构的模式,以此作为造纹的根本依据,进一步完善观象取则和依类象形的取象模式,也就导致了造型有别而原理如一的象形饰纹与几何饰纹的产生和形成。

沈骞(江苏南京博物院)赞同新疆和田玉丝绸之路文化的重要内涵,是丝绸之路文明的重要载体的观点,结合叶舒宪先生“玉帛之路” 概念从考古与古文献资料出发对丝绸之路上历代(先秦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辽金元时期、明清时期)和田玉的开采和输入中原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探讨。

苏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楚汉文化传承的背景说雄戟选取雄戟这种兵器切入进行剖析,考察具体器物与文化观念的流传演变。他提出雄戟在汉晋人的文辞中较为常见,但真正与古注所述吻合的雄戟是行用于战国时代,在墓葬中保存至今的数量其实并不多,紧接着通过所引文赋的分析,推测雄戟很有可能在宫廷和礼制场合等小范围内使用先秦楚地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不仅要明晰文物本来的样子,也要梳理其在后世演变的轨迹,分析内里蕴含的文化脉络怎么透过外物去揭示楚汉文化的内在联系,仍是需要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

王拓(苏州大学艺术学院)主要对“绳墨”进行考释。先对“绳”“墨”进行释义,然后结合历代文献“绳墨”的记载,认为“绳”与“绳墨”表示的是两种不同属性的事物。论文指出绳墨系上古时期先民使用的重要造物工具,是民间匠作工具——墨斗的雏形。先秦以降诸子文献中,多以其作为准则、律令、规则、法度等概念的隐喻。在民间匠作行业语境中,“绳墨”又是职衔和技艺等级的称谓和象征。这一现象源自古人在造物实践中所受的器具功能和工艺行为的启发。由器物形态的称谓逐渐引申为规范人的言行的法律、准则,以及成为归纳事物的原理、规律等意识形态的范畴用语,“绳墨”超越了本体固有的工具文化属性而被赋予新的哲学内涵。

徐东树(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从工艺制度探讨周秦之变。如果从制度分层来看,社会制度是涉及一套围绕制度核心价值观的复杂系统,从核心到边缘至少可以区分出核心价值、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微观制度系统与个体行为五个系统。各个系统相互牵制又能各自运行。制度变迁过程可以从任何层次开始。从工艺制度这个有效的视角,我们可以发现,周秦之际涉及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大变迁,部分涉及意识形态的变迁,但不同于商周之变涉及了核心价值的变迁。

张闻捷(厦门大学历史系)周代的“行钟”与“行器”进行探讨。两周时期,铜钟自铭上多有限定其音律或使用场合的语辞,如林、衡、宝、旅、和、协、歌、御、游、走等,而“行钟”亦是其中重要一例。在春秋至战国初年,许多出土青铜礼器上亦存在着自铭中有“行”字限定词的现象,不妨可统称为“行器”。而周代社会礼、乐并重,青铜礼器与乐器之间通常有着近似的使用方法和原则,故可以通过考察“行器”的内涵及变化,并参之以礼制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来推断周代“行钟”所具有的特殊含义及演变情况。

 

第二场:秦汉时期器物探讨

 

陈颖飞(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要从式盘起源发展探研秦汉天文占观念的变迁近几十年来,考古发现了不少汉代式盘,也有个别秦式盘,学界颇为关注,式盘的研究有了很大发展。但式盘的起源问题却尚不清楚,论文试从迄今最早的秦式盘出发,探究式盘的起源,并结合其发展,讨论其中所显示的天文占观念的变迁。据目前资料,秦汉式盘可按时代划分为秦式盘、西汉式盘、东汉式盘三类。秦式盘将二十八宿与天干地支、五行、五方对应,占算吉凶,已是成熟的天文占盘。与以往所见秦汉及之前的天文占不同,秦式盘所体现的二十八宿占,不再仅仅是占算与国家相关的重大政治事件,而是更广泛的运用于普通人的占算。这一变化很可能战国时期已经存在。西汉式盘、东汉式盘与秦式盘的继承性极大,体现了天文占作为术数中的一类延续性极强的特征。三者所存在的变化,仍可显现秦到西汉乃至东汉天文占观念的变迁,这一变迁,也正是秦汉阴阳五行以及术数观念与技术的显现。

陈长虹四川大学博物馆)着力对古代墓葬装饰中的梳妆图进行探讨。如果从宏观的角度观照中国古代墓葬装饰中对女性人物的型塑,有一处细节是被研究者忽略,却历时千余年始终存在的,就是女性梳妆。和墓主画像的情况类似,梳妆图像也是东汉墓葬中流行,唐代相对少见,五代以后,尤其在宋、金装饰墓中常见的题材。论文重点从前后两个时段入手:一方面对汉代“楼阁拜谒图”中上层女眷的梳妆细节加以辨识,结合两汉人物画的伦理鉴戒功能,探讨“楼阁拜谒图”作为汉儒家国一体政治乌托邦的图画梦想;一方面注目宋、辽、金墓葬装饰中的相关图像,结合古代人物画的总体发展趋势,对女性墓主(由手捧奁盒或铜镜的侍婢随侍)和侍妾(“对镜贴花黄”)身份加以区隔,推论在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期,处于上升阶段的广大士庶阶层在墓葬营造的家庭私人空间中,用梳妆这一细节建构女性社会性别,身份和地位,并最终实现道德之美与容颜之美的握手言欢。

顾颖(江苏师范大学)结合东汉解注瓶与汉代墓葬探讨其中的北斗信仰。两汉之际,谶纬盛行,其说不仅在政治、思想领域影响巨大,同时也渗入到天文历法领域,历法必须合于谶纬学说也在东汉之际形成时髦的理论。汉代的谶纬思想对汉代艺术的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古人的心目中,北斗就是一部展示在天空的历书和钟表。它除了授时和指向功能之外,北斗还专司人间寿数,具有主杀的职权,死生大事都由其决定,在墓葬艺术中化身为具有人格化的司命神练春海中国艺术研究院汉墓内棺盖所置玉璧的功能提出自己的见解。汉代诸侯王墓葬中出土内棺盖上的玉璧往往是整个墓葬中最好的玉璧(之一),它通常没有保护尸身不朽这项常见的功能,而以引魂覆魄为已任,这个功能的实现通常伴随一定的仪式,因此在墓葬中通常会出现一些具有引导性质的系列或系统图像汉墓内棺盖所置玉璧就起到这种礼仪功能。

聂菲(湖南省博物馆)关注长沙马王堆汉墓,在前贤时彦的研究基础上,以一号墓北边厢随葬器物为例,视其为墓葬的一部分而加以梳理与分析,并尝试对随葬器物的象征意义进行阐述,进而以随葬器物的组成方式及空间营造的特点为中心展开讨论,拓宽随葬器物与环境的研究视野与范围。马王堆汉墓北边厢随葬器物以一种特殊的组成和配置方式,营造出祭祀墓主灵魂的礼仪空间,带着人类童年时期的记忆和幻想,为解读汉初社会历史和丧葬文化提供了鲜活形象的史料,使人们不仅可以直接面对孕育这一独特文化的社会,还有助于理解和揭示当时的社会性质。

张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重新检视西汉刘胜墓出土几套器物时,发现一种可以相套在一起的铜器,在处于中国青铜时代的末期汉代,这种铜器非常少见。论文着眼于铜器这种极为精细的制作方法——叠套,并对其制作传统做简要讨论。

周繁文(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关注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联体陶器系统整理了两汉时期岭南地区所出五联罐的分布、形制、共出陶器、墓葬形制,进而探讨以五联罐为代表的各类联体器的工艺渊源、文化属性和器物功用,提出它应该是一种南越国时期在外地工艺冲击下出现的本土化产品,与“边地半月形地带”和环地中海地区的kernos可能存在渊源。

朱浒、段立琼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通过对中国境内出土汉晋时期有翼铜人的研究,并对考古发掘与馆藏及少量民间收藏铜人进行系统梳理,得出汉晋铜人主要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呈由西向东分布。铜人可划分为有翼和无翼两种亚型,主要作为儿童的佩饰。铜人背后的铭文并非段鹏琦先生释读的“仙子”,而有“戊子”与“戊子大吉”两种亚型系具有道教意涵的谶纬吉语,表现出铜人的道教属性,并反映了当时道教对佛教等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前者在有翼和无翼类型中均有发现,后者仅见于有翼类型。新发现的铭文表明,此类铜人虽然吸收借鉴了部分佛教艺术因素,但具有清晰的道教美术性质,不宜过分强调其西方来源。

 

第三场:秦汉以降器物研究

 

陈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将明代早期民窑青花瓷的考察置于考古学视野下,以典型遗迹单位出土资料为本,运用器物形制分析与组合排比的方法,结合纪年资料,廓清明代早期民窑青花瓷的年代序列。所选典型单位为景德镇丽阳瓷器山窑址、成都下东大街遗址、安吉桃李山墓葬和菲律宾潘达南沉船。均具有较好的地层或组合关系,并且涵盖了青花瓷的生产和流通领域。通过对以上单位所出青花瓷形制、纹饰题材与布局、款识、书画技法、胎釉、青料、装烧工艺等项目的具体分析,结合十余例纪年材料,推定景德镇明代早期民窑青花瓷的生产年代。从考古学角度出发,目前并无证据表明景德镇明代民窑青花瓷的生产可早至洪武、永乐时期,其早期产品主要属正统、景泰和天顺三朝,部分产品或可早至宣德。此前学界所认定的一些所谓明代早期产品,实属明代中期成化、弘治乃至更晚的正德、嘉靖时期。唯原料品质更为低劣、制作工艺更为粗率,沦为同时期低档产品,反映了景德镇民窑瓷器生产的精粗类型延时更替现象。

胡嘉麟(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以淮安总管府儒学为例研究宋元时期的礼器淮安爵属于《博古图》系统的祭器,但是其图样文本并非来自于《博古图》和《绍熙州县释奠仪图》。而是根据南宋时期仿铜陶瓷器来铸造的,因此青铜爵的样式有所讹变。其样式来源与《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相同,两者却没有直接的承袭关系。相比于元代早期书院祭器大多沿用《博古图》文本的情况,元中后期的官学祭器则会较多的使用《绍熙州县释奠仪图》或者仿铜陶瓷器的样本,《博古图》的影响力逐渐弱化。高丽青瓷簠与“绍熙图”几乎相同,说明宋元儒学祭器对域外汉文化圈的影响力。正是从这种“凝土为质”到“范金合土”的转变,导致祭器形制发生重大的变化。明代以降,随处可见几乎都是这种异化了的仿铜陶礼器或瓷礼器。

李修建(中国艺术研究院)着眼于魏晋的清谈活动中的一种著名器物麈尾,在赵翼、贺昌群范子烨等人的研究基础上,结合考古文献资料,重点考察麈尾的源流及其所体现出的六朝士人的审美意识,认为麈尾不仅具有拂秽清暑的功能,还是清谈助器,因六朝士人在日常生活中亦常常持有被赋有了新的文化意义,成为一种风流雅器,此外也是隐逸的象征。

彭圣芳(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探讨明代造物中的“崇古”与“追新”意识,透过集古好古、古物新用、追捧时玩和仿古仿倭等现象,可以看到“崇古”和“追新”这一对意识在明代造物领域是如何共生共存并互动发展的。“崇古”和“追新”意识的相悖共存也直接反映了作为历史转折期的明代社会物质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特点。

汪晓东(集美大学美术学院)为研究对象,厘清从商至清,樏的造型、名称与功能随着社会的变迁产生变异。樏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环境背景下,樏所传递的信息不同。樏具有意蕴象征意义,在墓葬中,体现人们对事死如生的心理诉求;在宫廷中,樏作为生活用品,同样可以体现出君权的威慑力;在民间,樏在特定的场合,又体现出吉祥文化,以及约定俗成的规范。樏作为一种象征符号,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吴若明(南开大学文学院东方艺术系)探究晚明外销装饰图像的西东东渐。晚明外销瓷的图像装饰以中国传统民间图样为据,随着贸易量的激增和新的顾客群体,在面临新出现的海外欧洲市场时,这些传统的中国纹样有意的去迎合市场做出改变,并随着市场的喜好呈现出偏好性图案。在装饰设计中,程式化的构图方式和中国艺术的模件生产体系相结合,形成了中西合璧的设计风格,并结合贸易中陆续传入的一些欧洲装饰花卉,适当调整装饰图案的局部,形成晚明外销瓷装饰图案中西风东渐的趋势。

  

本次学术会议打破以往器物研究方面的局限,把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文学、历史学、古文字、美术史学等学科领域取得一定成绩的学者集中在一起,做到了真正的交流,学者们之间互相启迪,集思广益,推动本领域研究的进一步进展。